和许多天分外露、容易为人发现的演员不一样，陈辉玲的越剧之路是颇不平坦的。1977年是全国文教系统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的一年，浙江艺校到海宁招生，陈辉想去报名，家里有些不愿意。这主要是因为她在学校一直是德智体俱优的好学生，如果直升高中，考大学是极有希望的。她的知识分子出身的爸爸当然希望心爱的女儿能继承自己的衣钵。然而，思前忖后，最后还是她的母亲拍板定局：“就让辉囡去读艺校吧。”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热与离别难舍的残酷还让很多慈爱的父母不寒而栗――万一陈辉玲也摊上“上山下乡”了呢？政策这事情总让忠厚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们不太搞得清楚，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及早让陈辉玲捧到“铁饭碗”为上。这理由当真充分之至。陈辉玲父亲便因此屈从了妻子的意见。可是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平时唱、演都很有功底的陈辉玲临考怯场，水准大跌，结果艺校初试这关就被涮下来了，陈辉玲深感惭愧。本来想就此作罢了，但左思右想一口气还是平不下去，正巧，没过多久海宁越剧团招考演员，她铆足了一口气又去应考。这一回，她发挥得十分出色，海宁越剧团立刻收下了这个浑身充满灵气的小丫头。

   回想起来，“四人帮”粉碎以后的那段日子，真是中国人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一段时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托关系找门路，也无需任何刻意的巴结奉承，象陈辉玲这样一个有着明显发掘潜力的女孩子放在团里，剧团自然而然地从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谋求给陈辉玲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经过多方努力，在浙江省艺术专科学校秋季开学后四个月，陈辉玲作为海宁越剧团的定向委培生，终于跨进了它的大门。直到1983年正式毕业，在这所学校中渡过了一生中求艺的黄金岁月。陈辉玲告诉我，她认为在艺校有两个方面对她影响最深。一个是她的唱腔，刚进艺校的时候，陈辉玲还颇沾沾自喜于学尹派象尹派，学徐派象徐派，但却不能根据人物、剧情的需要正确地设计、运用唱腔。艺校的老师们并没有一味责怪孩子的好奇心，而是正确地根据陈辉玲本身灵气十足、唱腔华丽多变的特点，安排她专学吕（瑞英）派唱腔。实践证明老师的眼力是十分准确的，在陈辉玲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吕派唱腔的内涵成为她艺术追求的重要方向。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陈辉玲个性的保护，陈辉玲坦然自陈自己是一个懒学生。在艺校学习生涯中，她一遍能学得会的东西，是决计懒得再多花一遍去巩固的――这一点当然是不值得赞扬的。更何况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些纯道德化的教育规则对学生约束得很是厉害，但陈辉玲还是顺利地“混”了出来。这主要是艺校的老师们充分考虑到艺术工作者们气质的多面性，既然陈辉玲是属于灵感型、机变型的演员，本身功底又好，那一定要拿一般学员的准则要求她就没有意思了。

   1983年，陈辉玲从省艺校毕生。由于她出众的才华和潜在的素质，被当时筹建中的省小百花越剧团一眼相中，招进了剧团。当时陈辉玲的兴奋之情可以想见的，可是现实跟她开了第一个玩笑：她被告知只能在即将排演的《五女拜寿》中出演一个丫环的角色。艺校的高材生，只配饰演丫环？陈辉玲有点委屈，然而演员的责任心使她觉得理当以完成演出任务为第一要务。于是，她蛮用心地把自己分配到的任务――坏丫头夏莲这个角色很好地琢磨了一番。到正式公演时，她把这个坏丫头刁钻刻毒、趋炎附势的庸俗劲儿漂漂亮亮地抖落了出来。结果，她作为一个配角十分例外地得到了专家给予的好评。但这似乎并未给陈辉玲的艺术道路带来什么太大的转机。相反，由于她丫环一类角色演得太出色了，以至于人们对她的角色安排，总是从丫环、配角开始考虑起。就这样陈辉玲一口气便演了七年的丫环。生活真是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它总是不露声色地进行它的黑色调侃游戏。它其实通常并不以尖锐、激越的面貌出现，而是使人们觉得没有斗志，无从顽抗，于是，就让缤纷的理想与才情随便散落在无望的日子里了。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徜徉在如此的岁月中，陈辉玲自然感到压抑，有时悲从中来，也不免抱着枕头哭上一场。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对这样一种生活的无形的伤害，她似乎从来没有太过当真。这不是说她的心灵没有感觉，而是她觉得，心灵本体对于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的体会是重要的，是自已的一颗心灵接受世界、性情、灵感赐予的诸多感受，而不是自己的心灵活该被规定成以怎样的方式接受外来的给予。那是1988年秋天吧，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到吴山喝茶，打扑克，然后几个人笑着各去抽了一支签。陈辉玲抽得一支上上签，具体内容我已忘了，大约是说她“红鸾星动”什么的。于是大家都调笑她。不想，一贯笑嘻嘻的她这时却愀然把手中的签条往后一扬，对我说：“昨天我看到一句和歌，‘竹子枝头群雀语，满园秋色映斜阳’，直的很感动。”说完，居然就飘然下山而去。那一天，她是穿了一件黑披风，裙裾拂动，长发飘逸之际，一种难言的忧郁仿佛要从她身上淌下来似的。这时，我的心灵也为之一震，此情此景，何异于那些以追求个性生活空间为性情所宗的魏晋士大夫们的飘逸风采呢？具有如此气质的女孩居然得不到艺术界的热情关注，岂非是一大憾事！陈辉玲“三年不鸣”的时代总该有过去的时候吧？我把这感觉向旁边的几个朋友说了，大家都颇以为然。 没有想到，我的预感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陈辉玲的华盖运也确已交到了头。1989年，小百花越剧团排演大型新编历史剧《陆游与唐婉》，女主角找来找去找不好。团里正在十分为难的时候，有人突然提议说：让陈辉玲饰演唐婉如何？这倒是一个新主意。其实，这么多年来，陈辉玲的才气、本份还是很看在团领导眼里的。这回有人提出了这问题，也便引起了领导的认真思索。但问题在于：陈辉玲演了这么多年丫环，戏是不是会演僵了呢：假如把大家闺秀唐婉演得跟夏莲似的，那才叫砸了锅呢！于是，团里组织了几个专家对陈辉玲及其他几个女演员进行了认真的遴选。这一回，陈辉玲可不敢偷懒了。一段时间里，她专攻形体上的训练，让自己举手投足、一笑一颦俨然闺秀风范。因为她深知角色体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她七年演丫环的经历又很让有担心她的丫环相，因此在形体表演上过关实在是一件重要而又取巧的事。显然，陈辉玲的用心大获成功了。在众多强有力的竞争者中，她脱颖而出，在一生中第一次获得出演女主角的机会。经过一番努力，她终于在《陆游与唐婉》中，非常准确地诠释了唐婉那种感情重于一切、愿为人爱幸福奉献自我所有的中国传统女性美的形象特质。在浙江省第三届戏剧节上，她因此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人们也由此对陈辉玲刮目相看了：不简单嘛，一个演员在沉寂了这么多年后，居然能一鸣惊人。潜力不可估量啊！

   但是，陈辉玲从大牌明星的阴影背后走出以后，能不能摆自己的位置呢？她到底能够达到怎样的艺术境界呢？人们对此并非没有疑问。考验接着便来到了。九十年代初，小百花开始排练大型改编剧目《西厢记》，陈辉玲被定为剧中第三主角红娘的饰演者。然而摆在陈辉玲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剧本的问题。越剧《西厢记》由于改编者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重新诠释，将全剧的重心完全定到了张珙的身上，连崔莺莺的戏都被压缩到了尽可能少的地步，有关红娘的戏，自然就更被大段删去了，连《拷红》这样的著名段子也不例外。而陈辉玲要在有限的机会里同样把握红娘的气质性格，发挥其穿针引线的作用自然有相当大的难度。另外，其他兄弟剧种比如京剧中的红娘已经深深印入观众脑海，陈辉玲若要在这一基础上推陈出新，亦殊非易事。

   但这时的陈辉玲，在艺术上已臻成熟了。她非常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个地域文化特征的问题：要演出南方红娘与北方红娘的不同气质来。如果说北方红娘从刁钻尖刻、刀子嘴豆腐心让人爱在心里怕在脸上，陈辉玲就要使自己的红娘形象慧黠伶俐同时大方可爱，让观众把她当作有别于崔莺莺的另一种美的化身。在具体的表演上，她则非常注重表演的层次感，红娘一开始就对张君瑞颇有好感，从愿意为张君瑞说情，到主动为崔张二人牵红线，层层的深入使陈辉玲相当出色地解释红娘形象美的本质内涵这一位少女，所以冒大不韪，倾全力帮助崔张成其好事，不单单是因为她热情的性格，而且还因为她以她的少女情怀，感觉到了崔张之间那真挚的爱，并为这爱的美丽、复杂、曲折而深深感动了！正是在这一点上，陈辉玲不但为红娘形象提供了崭新的审美特质，在整体上，也更有力地推动了全剧争取爱情自由主题的深化。由此，陈辉玲获得了第四届文华奖优秀演员奖，我觉得实在是名至实归的。

   “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总想趁着这几年，再多演几出好戏！”陈辉玲近来常常对我这样说，却掩不住一丝疲倦之意。我望着她那双依然热切、明亮的大眼睛，心里不能不涌起无穷的感慨之意。或许，她真的是累了。在全国那么多出色的青年演员中，象她这样经历的，可以说是很少有的吧。演员大抵成名较早，如优秀运动员一样，大器晚成的，当真是凤毛鳞角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辉玲是幸运的，她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世界。但她的艺术道路，果真是“幸运”、“福将”可一言蔽之的么？我想七年寂寞的青春年华是无人可以视若不见的吧。我觉得陈辉玲之所以为陈辉玲，关键还在她的精神气质，陈辉玲无疑是最具有魏晋大夫气质的人物。喜饮酒，善谈天，多少有些率性而行的处世风格，还仅仅是她魏晋风度的一些表象。我觉得，她最近魏晋名士们的一点是她仿佛与生俱来的一种处世态度，她总是用真性情、用心灵、用一种美的诗意的眼光去看待天地人事，不为凡物所囿。也许，她自在的心灵在茫茫中自然是有一个对话者的，她的所思、所想也唯有与这对话者交流时才觉得有大乐趣。因此，作为一个常人她虽不可能不受到外界的客观影响，相比较而言，她的心灵不易受到外界俗称的致命伤害，正是这一种源于上古的飘逸性情，使安然逃过了生活与时间这艺术家二大天敌的追捕，也使她总能以无间入有间的轻松去面对艺术的创造工程。自然，顺便需要提到的是，魏晋风度之于陈辉玲，并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陈辉玲的散淡，不也妨碍了她博得本应更多地属于她的东西吗？